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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江舟的博客

你是时间吗?不是;你是风吗?不是。我是时间和风。ljz0216@163.com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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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-08-24 10:45:03|  分类: 转载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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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卖公司征集作品时有没有道德标准?
各方人士收藏作品时有没有道德标准?
艺术品市场中唯利是图的倾向,让人不得不说:

有的痛是永远的(冷眼观潮)

——对汉奸作品拍卖的考察

< >《 人民日报 》( 2009年8月23日   08 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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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件铜制砚盒为汉奸郑孝胥贺人寿辰之物,其落款时间为“大同二年”。“大同”为伪满洲国的第一个年号。此砚由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收藏尚可,遗憾的是,卖家与拍卖公司将之与齐白石等艺术家名下的砚台合为一个标的,让人收也不是,却也不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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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汉奸胡兰成1965年所作的这件作品为其感怀诗,言道:“英雄自古非膂力,天数与人是知音。”由此可以推导出,他其为汉奸亦是“天数”。这样为自己附逆行径解脱的作品,有谁以重金收藏呢?

  这些年,记者多次耳闻,有人士给北京的几家拍卖公司建议:能不能不再拍卖郑孝胥的作品。每次,都得到了积极的口头答复,但却不见真正的落实。在拍卖现场,不仅郑孝胥、周作人、胡兰成等身兼文化人的汉奸之书法大行其道,汪精卫、陈公博、周佛海等“纯”汉奸的手迹也时现踪影,让人费解。

  沉渣何以泛起

  1992年10月,中国大陆出现艺术品拍卖。1993年6月,郑孝胥的书法对联便出现在上海某拍卖公司的首届拍卖会上,汪精卫的行书立轴更是以高于估价上限60余倍的价格受到追捧。1994年11月,周作人的手稿即出现在北京某拍卖公司的秋季拍卖会上,并成交。陈公博、周佛海、胡兰成的作品也在这几年开始进入拍卖。这些当年因附逆叛国而为万人所指、如今依然为人所不齿的民族败类,其书法与手迹为什么会得到拍卖公司的关注、得到收藏界的眷顾呢?应该说,各有各的原委,各有各的说法,值得探究。

  郑孝胥1860年生于福建闽县,清末任驻日本大阪等地总领事和湖南布政使,1924年任小朝廷总理内务府大臣,20年代末30年代初成为伪满洲国的主要筹划者和干将,曾任其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、军政部总长,1938年病卒于吉林长春,因此而逃过历史审判。郑孝胥工诗擅书,是清末诗派“同光体”的重要倡导者之一;其书法取径欧阳询、苏东坡与颜真卿,后着力魏碑,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,“既有精悍之色,又有松秀之趣”(沙孟海语),在民国初年书法界影响不小。郑孝胥的作品多年在坊间流传,也有人仿造之,新中国成立后渐次销声匿迹。自上世纪90年代起,随着学术界与出版界对于郑孝胥书法成就的肯定,其作品开始进入大陆艺术品市场,于诧异中越卖越贵,于呵斥中越卖越多,数量多以千计,行情不让、甚至高于同时代书法大家李瑞清等。

  周作人作为作家与鲁迅先生的弟弟,其知名度很高。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,一生创作、译作数量巨大,成就不菲。其散文风格平和冲淡,清隽幽雅,影响了包括俞平伯、废名等作家,在上世纪20年代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。1937年抗战爆发后,周作人没有随北京大学南迁,蛰居于日本侵略者翼下,1939年更是公开投敌,任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、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,1947年被南京首都最高法院审判“处有期徒刑十年,褫夺公权十年”,1953年被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剥夺政治权利,1958年他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申请恢复选举权未获批准……新中国成立后,周作人以笔名写作与鲁迅先生有关的史故和翻译养家,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到冲击,1967年离世。上世纪80年代,大陆开始出版他的各类著作,一发而不可止,即至胡兰成作品的出版,人称“汉奸文化现象”。周作人于书法只是幼承旧学,并无成就,作为作家书法、名人手迹,多受追捧。不久前,其行书单件拍卖成交价高达20多万元,令人吃惊。

  胡兰成因为当年的那篇“战难,和亦不易”的社论,颇得汪精卫的赏识,后成为汪伪政权的宣传部次长兼法制局长。抗战胜利后流亡日本,1974年返台。近年,其与张爱玲的短暂婚姻得到大家关注,其书法作品于2005年开始出现在大陆艺术品拍卖中,虽无人能断其真假,成交率却高过80%。

  汪精卫、陈公博、周佛海都是20世纪上半叶活跃的政治家、国民党要员。汪精卫更是于1910年谋杀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而扬名天下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们先后投敌,于南京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,为天下人诅咒。汪精卫1944年病死于日本。陈公博1946年被处决。周佛海后改判无期徒刑,于1948年病死于南京狱中。汪、陈、周三人都是职业政治家出身,虽然天资不低,且常年把笔,于书法毕竟没有多少造诣,何谈成就。其手迹所以进入拍卖,并为人所藏,还是因为其为历史人物,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。因此,有识人士多有质问。

  不为人间造孽钱

  本来,当下乃市场经济,从事文物与艺术品拍卖的虽然大多是文化界人士与学子,毕竟在商言商,企业以赢利为目的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是,能唯利是图吗?

  无论中外,任何公司都应该承担有相应的社会责任,任何一家文化公司都应该承担有一定的文化责任。这种责任既要体现为公司正常经营中的遵规守法、照章纳税,也要体现在公司自主运行中的外在形象、价值观念与文化背景。

  所以,我们有必要考究有关汉奸书法拍卖的是非曲直。

  中国历史上,其实不乏先例。宋代政治家兼书法家中,有两位蔡姓人士,一为蔡京,一为蔡襄,虽然后世关于蔡京的书法时有高评,甚至危及对于蔡襄书法成就的评价。但是,“宋四家”人选的确定与排列,从南宋即是今天公认的“苏东坡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”。对于蔡襄书法的褒贬,无论何时何人,都同意这样的说法:蔡襄人品高于蔡京,故无论如何,人们都愿意“取襄舍京”。如此取舍不仅保持了书学传统的纯粹:书品即人品,也保证了道德标准的一统:厚德以载物。人们关于书法和其他艺术及其艺术家的评判中,都包含有艺术与非艺术两个方面的因素。艺术方面,着重关注其书法造诣、对时代的号召力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力等;非艺术方面,则是其社会地位的尊卑、人品的高下、其他学问的优劣以及师承关系的强弱大小等等。社会清明时,这种评判可能宽松些。若处在非常时期,这种评判会十分严苛,甚至走向极端。

  如今,社会稳定,政治宽松,可以纠正历史的失误,可以抹掉历史的遮蔽,可以抖清历史的纠葛,可以一是一二是二,可以不为贤者讳也不为恶者讳,所以,我们可以拍卖和收藏赵孟頫、王铎的作品,因为对于他们当年的“投靠异族”(赵事元、王事清)我们有了新的认识,元朝和清朝只是少数民族当政,而非异类入侵;我们也可以拍卖和收藏袁世凯、胡汉民等人的手迹,因为时间让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冷静些客观些;甚至我们也可以拍卖和收藏郑孝胥在投敌叛国之前的书法作品,可以拍卖和收藏周作人、胡兰成“作人”时创作的手稿,但是,对于他们“作鬼”时的故作矜持,对于汪精卫、陈公博、周佛海等人附逆时的丑行遗迹,便没有必要、也不应该识之为宝,而四方征集、精制印刷、隆重推出了。如果说,这些汉奸败类的书法都被有关机构和研究人员收藏,作为了史料而物归所在,也就罢了,问题是,汉奸书法的拍卖量如此之大,收藏面如此之广,到了理应棒喝的地步了。

  当然,这种棒喝应当是理性的,所以,我们可以给拍卖公司和收藏者算算细账。

  据雅昌艺术网统计,至今,周佛海的作品交付拍卖的有4件,只有1件是作为一本册页的一部分,可以说难以避免。陈公博交付拍卖的作品有7件,拍卖公司佣金收入寥寥无几。胡兰成交付拍卖的作品有29件次,总成交额30余万元,拍卖公司佣金约五六万元。汪精卫和周作人的书法手迹送交拍卖的分别为189和148件次,总成交额均为300万元左右,拍卖公司佣金约100多万元。郑孝胥的作品送交拍卖多达1800多件次,总成交额约2000万元,拍卖公司佣金约为400万元。拍卖他们的公司则多达150多家,摊到每家公司头上,所得是薄不必言了。14年之期,每家公司的佣金收入只有区区二三万元钱,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又何苦为之呢?!这种为小利而失大节的事又何苦为之呢?!这种“孽钱”不赚也罢!

  这些年,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早年的作品曾经多次在国外拍卖,那些被专家识为“天赋不够”的作品最高也达到上万美金。不过,当在场的BBC记者要采访收藏者时,多数人不愿意公开身份,唯一一位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士也是支支吾吾地说: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买”,然后迅速离开。前年夏天的一天,记者去拜访一位朋友,在他家的客厅里,赫然悬挂着郑孝胥的一件大幅书法,至今,记者想起此事还有吃了苍蝇的感觉。

  蔡京当年位列三公,权倾当朝,其书法也是名重一时,其奸臣臭名永在,故其书法因此而存世极少。蔡京是祸国殃民,郑孝胥是卖国求荣,理应罪加一等,可是,郑孝胥的书法交付拍卖数以千计,成交率达59%。这冷热反差,难道不能说明我们对于汉奸的清算还远远不够吗?难道不能说明艺术品交易中道德标准的模糊吗?难道不能说明艺术品投资与收藏中人类良知的脆弱吗?

  因此,我们有必要重复这样一个事实:侵华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了3500万人伤亡、6000亿美元的巨大损失……这个痛是永远的。

  这些年,记者多次耳闻,有人士给北京的几家拍卖公司建议:能不能不再拍卖郑孝胥的作品。每次,都得到了积极的口头答复,但却不见真正的落实。在拍卖现场,不仅郑孝胥、周作人、胡兰成等身兼文化人的汉奸之书法大行其道,汪精卫、陈公博、周佛海等“纯”汉奸的手迹也时现踪影,让人费解。

  沉渣何以泛起

  1992年10月,中国大陆出现艺术品拍卖。1993年6月,郑孝胥的书法对联便出现在上海某拍卖公司的首届拍卖会上,汪精卫的行书立轴更是以高于估价上限60余倍的价格受到追捧。1994年11月,周作人的手稿即出现在北京某拍卖公司的秋季拍卖会上,并成交。陈公博、周佛海、胡兰成的作品也在这几年开始进入拍卖。这些当年因附逆叛国而为万人所指、如今依然为人所不齿的民族败类,其书法与手迹为什么会得到拍卖公司的关注、得到收藏界的眷顾呢?应该说,各有各的原委,各有各的说法,值得探究。

  郑孝胥1860年生于福建闽县,清末任驻日本大阪等地总领事和湖南布政使,1924年任小朝廷总理内务府大臣,20年代末30年代初成为伪满洲国的主要筹划者和干将,曾任其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、军政部总长,1938年病卒于吉林长春,因此而逃过历史审判。郑孝胥工诗擅书,是清末诗派“同光体”的重要倡导者之一;其书法取径欧阳询、苏东坡与颜真卿,后着力魏碑,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,“既有精悍之色,又有松秀之趣”(沙孟海语),在民国初年书法界影响不小。郑孝胥的作品多年在坊间流传,也有人仿造之,新中国成立后渐次销声匿迹。自上世纪90年代起,随着学术界与出版界对于郑孝胥书法成就的肯定,其作品开始进入大陆艺术品市场,于诧异中越卖越贵,于呵斥中越卖越多,数量多以千计,行情不让、甚至高于同时代书法大家李瑞清等。

  周作人作为作家与鲁迅先生的弟弟,其知名度很高。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,一生创作、译作数量巨大,成就不菲。其散文风格平和冲淡,清隽幽雅,影响了包括俞平伯、废名等作家,在上世纪20年代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。1937年抗战爆发后,周作人没有随北京大学南迁,蛰居于日本侵略者翼下,1939年更是公开投敌,任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、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,1947年被南京首都最高法院审判“处有期徒刑十年,褫夺公权十年”,1953年被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剥夺政治权利,1958年他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申请恢复选举权未获批准……新中国成立后,周作人以笔名写作与鲁迅先生有关的史故和翻译养家,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到冲击,1967年离世。上世纪80年代,大陆开始出版他的各类著作,一发而不可止,即至胡兰成作品的出版,人称“汉奸文化现象”。周作人于书法只是幼承旧学,并无成就,作为作家书法、名人手迹,多受追捧。不久前,其行书单件拍卖成交价高达20多万元,令人吃惊。

  胡兰成因为当年的那篇“战难,和亦不易”的社论,颇得汪精卫的赏识,后成为汪伪政权的宣传部次长兼法制局长。抗战胜利后流亡日本,1974年返台。近年,其与张爱玲的短暂婚姻得到大家关注,其书法作品于2005年开始出现在大陆艺术品拍卖中,虽无人能断其真假,成交率却高过80%。

  汪精卫、陈公博、周佛海都是20世纪上半叶活跃的政治家、国民党要员。汪精卫更是于1910年谋杀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而扬名天下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们先后投敌,于南京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,为天下人诅咒。汪精卫1944年病死于日本。陈公博1946年被处决。周佛海后改判无期徒刑,于1948年病死于南京狱中。汪、陈、周三人都是职业政治家出身,虽然天资不低,且常年把笔,于书法毕竟没有多少造诣,何谈成就。其手迹所以进入拍卖,并为人所藏,还是因为其为历史人物,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。因此,有识人士多有质问。

  不为人间造孽钱

  本来,当下乃市场经济,从事文物与艺术品拍卖的虽然大多是文化界人士与学子,毕竟在商言商,企业以赢利为目的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是,能唯利是图吗?

  无论中外,任何公司都应该承担有相应的社会责任,任何一家文化公司都应该承担有一定的文化责任。这种责任既要体现为公司正常经营中的遵规守法、照章纳税,也要体现在公司自主运行中的外在形象、价值观念与文化背景。

  所以,我们有必要考究有关汉奸书法拍卖的是非曲直。

  中国历史上,其实不乏先例。宋代政治家兼书法家中,有两位蔡姓人士,一为蔡京,一为蔡襄,虽然后世关于蔡京的书法时有高评,甚至危及对于蔡襄书法成就的评价。但是,“宋四家”人选的确定与排列,从南宋即是今天公认的“苏东坡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”。对于蔡襄书法的褒贬,无论何时何人,都同意这样的说法:蔡襄人品高于蔡京,故无论如何,人们都愿意“取襄舍京”。如此取舍不仅保持了书学传统的纯粹:书品即人品,也保证了道德标准的一统:厚德以载物。人们关于书法和其他艺术及其艺术家的评判中,都包含有艺术与非艺术两个方面的因素。艺术方面,着重关注其书法造诣、对时代的号召力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力等;非艺术方面,则是其社会地位的尊卑、人品的高下、其他学问的优劣以及师承关系的强弱大小等等。社会清明时,这种评判可能宽松些。若处在非常时期,这种评判会十分严苛,甚至走向极端。

  如今,社会稳定,政治宽松,可以纠正历史的失误,可以抹掉历史的遮蔽,可以抖清历史的纠葛,可以一是一二是二,可以不为贤者讳也不为恶者讳,所以,我们可以拍卖和收藏赵孟頫、王铎的作品,因为对于他们当年的“投靠异族”(赵事元、王事清)我们有了新的认识,元朝和清朝只是少数民族当政,而非异类入侵;我们也可以拍卖和收藏袁世凯、胡汉民等人的手迹,因为时间让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冷静些客观些;甚至我们也可以拍卖和收藏郑孝胥在投敌叛国之前的书法作品,可以拍卖和收藏周作人、胡兰成“作人”时创作的手稿,但是,对于他们“作鬼”时的故作矜持,对于汪精卫、陈公博、周佛海等人附逆时的丑行遗迹,便没有必要、也不应该识之为宝,而四方征集、精制印刷、隆重推出了。如果说,这些汉奸败类的书法都被有关机构和研究人员收藏,作为了史料而物归所在,也就罢了,问题是,汉奸书法的拍卖量如此之大,收藏面如此之广,到了理应棒喝的地步了。

  当然,这种棒喝应当是理性的,所以,我们可以给拍卖公司和收藏者算算细账。

  据雅昌艺术网统计,至今,周佛海的作品交付拍卖的有4件,只有1件是作为一本册页的一部分,可以说难以避免。陈公博交付拍卖的作品有7件,拍卖公司佣金收入寥寥无几。胡兰成交付拍卖的作品有29件次,总成交额30余万元,拍卖公司佣金约五六万元。汪精卫和周作人的书法手迹送交拍卖的分别为189和148件次,总成交额均为300万元左右,拍卖公司佣金约100多万元。郑孝胥的作品送交拍卖多达1800多件次,总成交额约2000万元,拍卖公司佣金约为400万元。拍卖他们的公司则多达150多家,摊到每家公司头上,所得是薄不必言了。14年之期,每家公司的佣金收入只有区区二三万元钱,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又何苦为之呢?!这种为小利而失大节的事又何苦为之呢?!这种“孽钱”不赚也罢!

  这些年,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早年的作品曾经多次在国外拍卖,那些被专家识为“天赋不够”的作品最高也达到上万美金。不过,当在场的BBC记者要采访收藏者时,多数人不愿意公开身份,唯一一位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士也是支支吾吾地说: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买”,然后迅速离开。前年夏天的一天,记者去拜访一位朋友,在他家的客厅里,赫然悬挂着郑孝胥的一件大幅书法,至今,记者想起此事还有吃了苍蝇的感觉。

  蔡京当年位列三公,权倾当朝,其书法也是名重一时,其奸臣臭名永在,故其书法因此而存世极少。蔡京是祸国殃民,郑孝胥是卖国求荣,理应罪加一等,可是,郑孝胥的书法交付拍卖数以千计,成交率达59%。这冷热反差,难道不能说明我们对于汉奸的清算还远远不够吗?难道不能说明艺术品交易中道德标准的模糊吗?难道不能说明艺术品投资与收藏中人类良知的脆弱吗?

  因此,我们有必要重复这样一个事实:侵华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了3500万人伤亡、6000亿美元的巨大损失……这个痛是永远的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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