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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江舟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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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载:诗歌能否重回大众视野(2013.7.12《人民日报》24版)  

2013-07-15 11:04:41|  分类: 转载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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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歌能否重回大众视野

时间:2013年07月12日来源:《人民日报》作者:廖文

  新诗即将走过百年。百年新诗史,是以摆脱旧体诗束缚、用白话俗语入诗作为开端的。这一诗歌革命的重要动机,是让诗和更广泛的读者会合,从而担当文化启蒙的使命。应当说,重新定义诗歌与大众的关系,决定着新诗的意义,也决定着新诗的文体特性。然而走到今天,诗歌能否重回大众视野,却成了一个难解之问。

  对当下诗歌创作进行全面评价是复杂而艰难的,但诗歌和大众之间关系的巨大变化却显而易见。从表面上看,现在诗歌创作空前繁荣、诗人群体不断壮大、作品借助网络媒介传播力量日益加强,但与此同时,诗歌与大众的关系却日渐疏远,日趋成为个人独白、同好交流和圈子文学。很多诗人并不视之为尴尬,反而认为诗歌本来就是个人化的或“纯而又纯”的东西,和普罗大众扯不上什么关系,我凌云高蹈,你柴米油盐,这中间天然地存在巨大的断层。新世纪以来,社会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遽变,更使诗人们理直气壮地判定:在商业化、消费主义、娱乐精神盛行的当下,是大众放弃了诗歌,是生活诗意匮乏。这些客观原因固然都不可忽视,但从当下诗歌创作呈现的一些特征里,不难看出诗歌之所以和大众关系断裂、孤悬于大众之外,还有重要的内在原因。

失语隔阂

反省创作态度与方法

  对个体本位主义的过度追逐,造成诗歌对社会生活逐渐失语。过去30年里,当代诗歌从个体意识觉醒到逐渐凸显个体本位主义,这某种程度上成就了诗歌的人文特性和艺术技巧的提高,但对个体本位的极端推崇,也带来了诗歌对公共价值的漠视,造成了诗人从普遍意义上、从整体上把握生活的意愿和能力持续减弱。在文化价值多元化与生活经验碎片化之中,诗歌更是只能随波逐流,索性放弃宏观观照,转身向内,走上探寻个人精神的孤独之旅。自己写、写自己,不管多么琐屑的个人生活,都理所应当地成为表现对象,这样的创作情况由来已久。当下诗歌里,都大大地写着一个“我”字,这是一个没有节制、没有意义选择的“我”,是局限于个体本位的“我”,是诗人自我中心的“我”。“我”字后面,大多是琐碎的生活细节,再往后,是诗人顾影自怜、自我欣赏、游戏、抱怨以及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个人生活。

  言语、经验与意义的隔膜,使诗歌的文体自觉变得更加艰难。新诗史是以口语化写作引领诗歌文体自觉的历史。口语化革命所努力建立的法度和范式,是让诗歌能回到人民大众之间、回到日常生活,在亲切可感的阅读中,与读者共同触摸生活质地和生命形态。但现在的诗歌创作,却大多跳开了对共同经验的摄取与表达、共同参与意义创造这个基点,在纯粹的形式追求中走到了与表达初衷相反的一面。许多诗歌带给读者一种奇怪的阅读体验——看到的只是一处处文字迷宫,鲜有引起经验对接、情感共鸣的信息。即使触目皆是熟悉的文字,仍无法触发文字背后的情感和意义。在读者和文字之间、在文字和意义之间,已经形成严重的隔膜。今天亦有被称为“口水诗”的创作,虽然有口语化的自我标榜,但同样背离了诗歌文体自觉的追求。由于缺少和读者的共同经验,不能彼此心领神会,诗歌写作不得不铺陈描述对象,不得不介绍动机理由,不得不勾勒背景——诗人不得不把留给读者的空间一一填满。说明和讲述替代意象营造,诗歌日益散文化、说明文化,诗性特征严重匮乏。

  执着于西方化的移植和嫁接,造成诗歌与大众关系的隔阂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,随着西方诗歌译介大批涌入,直接按照译作写作汉语诗的情况开始成规模,甚而发展成为诗歌界的一种潮流。在当下,诗人没有像先锋小说家那样“回归”——自觉回到中国的生活经验中来,相反,依然以西方诗歌为创作标准,甚至将与西方诗歌界同步生产视作努力的方向。这种观念影响下的诗歌写作呈现以下几个特点:思想资源上基本承袭西方现代、后现代思潮;内容上远离中国的现实生活和经验,强调诗歌写作的世界性以及文化碎片化状态下个人写作的合理性;形式上彻底割裂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关系;由于更看重知识背景和学术平台,学院成为诗歌阵地,诗歌创作学术化,等等。这种尽量不关联现实生活和诗歌传统的创作,更加疏远本土诗歌读者,因而难以被有效传播和广泛接受。

双向需要

诗人和大众共同创造

  诗歌能否重回大众视野?对此,首先要追问的是,大众是否还需要诗歌?诗歌是否需要大众?

  人们对诗歌的热爱和关注没有减弱,大众也不可能不需要诗歌。在今天的中小学课堂上,用于文学教育的诗歌,多数仍是古典和现当代文学中的经典诗词作品。虽然千百年过去,它们仍然是记忆中最生动、最切近精神世界的篇章,仿佛仍带着生命的体温。这样的作品仍然家弦户诵,被大众视为文化教养和审美追求的重要部分。而与此相比,与当下生活同步发生并存在的诗歌创作,却仿佛被隔绝在另一个孤立空间里。这是令人失望的。在物质主义、娱乐主义盛行的时代,诗人有责任打造精神的诗意栖居地,许多诗人主张以所谓“纯诗”作为对心灵物化、异化的拒绝。但如果诗歌不能力图重回当下生活、重回大众,所谓诗意的救赎和抚慰就没有空间、没有力量。甘于被大众冷落的诗歌,无法承担塑造文化共同体、照亮审美视阈、拔擢生命境界、提升精神质量的使命,结果当然是“饿死诗人”。

  诗歌也更需要重回大众视野。诗歌是民族文学的经典形式,是文学金字塔的顶尖部分。它以感性方式传达大众感情和时代精神,既贴近大众的日常生活,又浸透民族的文化哲学,是民族的呼吸和心跳。但诗歌也是一种脆弱的文体,因为它要通过赋、比、兴,通过隐喻、象征、暗示等手法,在一种具有音乐性的形式中完成内涵远远超出文字量的情感叙事。意象的跳跃性给阅读带来无穷的意蕴和想象空间,由此为读者搭建了一个进入的大门,让读者去体味诗意的丰富和广阔。

  生活经验和文化修养不同的人,都能在其间找到情感的共鸣,这就是诗歌的魅力所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诗歌是诗人和大众共同创造的。他们之间需要合作,合作方式是彼此心领神会、心有灵犀、心心相印。这不是说诗人和大众必须具有同等的文化素养和文学领悟力,而是要有普遍的文化共识——无论是价值理念还是生活经验,都最大限度地接近。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,必然是诗人和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,也是诗人具备整体认识生活能力的时代。

回归大众

重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

  当下诗歌生存现状值得研究和深思。社会环境因素不可忽视,但是诗歌内部秩序重建是诗歌发展并重新赢得尊敬的前提。所谓重建就是回到诗歌常识本身,重建和人民大众、广大读者之间的关系。诗歌来自于大众,归宿是大众,无论是内容是形式,都经受大众选择。同样,诗歌的演进、诗歌史的发生也是应合大众的需要而绵延如缕的过程。反映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,表达人民大众的心声,这个过程负载了国家和民族文学的全部内涵。任何诗人都应该具备这一起码的历史眼光。

  诗歌重返大众,首先是诗人重返他生活的空间和时间。时代和现实是具体的,血肉鲜活的,可以时刻触摸的,这是诗人和诗歌赖以存在的基础。生活不在别处,就在当下,中国诗歌要说出中国的事情,表达中国精神,书写民族心灵的搏动和梦想的颜色。

  诗歌重返大众,还需要诗人具备打通自我和社会生活、自身和外部、个体和群体精神世界联系的能力。抒情主体固然要从个人的感受出发,但立场和情感要根植于现实和大众。走出自我小天地,感同身受着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和精神诉求,唯有如此,才能了解文化激变中人民大众的情感,才能梳理文化共识,形成客观、整体把握社会生活的能力。

  诗歌重返大众,更要直面大众的文学接受方式和审美方式。接受习惯和文化传统影响大众对诗歌的选择,反过来它也是诗人淬炼诗歌形式的过程。诗歌要含蓄蕴藉,但不能凭空设置阅读障碍;诗歌要传达真切的情感,但不是文字游戏。任何一种文体,都要体现大众情感表达的功能要求,承载不了这一功能,便会被新的艺术形式所取代。

  重返大众,别无他途。回到现实的时间和空间,重建创作与生活、创作与阅读、创作与批评的良性关系,如此,诗歌才会有未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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