贾平凹最近在上海书展上说：“虽然书展特别热闹，但实际上，真正读书的人还是不多，以前，出版社出本新书，肯定有人看，但是现在你要是不宣传，基本就没有人注意了。”
郭敬明一直是文坛的焦点人物，有文化评论认为，郭敬明的成功不是偶然的。郭敬明能够一次次让自己的书销量上百万册，营销手段仅仅是一部分，至少他作为撰稿人，他有自己的敏感，有对公众的兴奋点的把握。销量、营销、市场兴奋点的准确把握，成了作家成功的重要元素。
上海书展刚结束，作家阎连科发了一条微博，颇引人深思：“参加上海书展如庙会样忙忙乱乱，在那书草书原里，越发知明写作的荒冷。书展的全部热闹和努力，就是把好作品卖成大白菜，把白菜豆腐样的家常菜供成珍味与佳品。畅销成为唯一的成败标准，媒体成为评判的唯一尺度。但谁都不要对此抱怨，这大约也是一种必然。我们要做的，一是坚持，二是适应，三是淡然吧。”好作品标准的混乱，畅销成为成败尺度的文化现实，被作家无奈而平静地接受下来。
这一切，似乎都在预示着作家“经营”自己的时代来临了。这个时代，作为作家需不需要经营自己?怎样经营自己?经营自己对自己的文学活动究竟有哪些影响?这已成为文坛上的重要话题。
8月19日，在佛山举行的“南方国际文学周”上，作家麦家与苏童展开以“作家的经营”为主题的对谈。麦家认为，写作要用很长时间完成，面对不同的读者、地域，甚至语言，作家的经营是有需要的，“但又不能过多参与到经营自己、推销自己的过程之中，而是应该有自己的团队、有宣传的人员，帮他去营销他的写作理念。”麦家说。
苏童说他对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文学环境十分怀念，“作家可以伴随自己的文字躲在幕后，非常老派非常古典，我觉得是非常浪漫的。那时的读者读诗，并不知道作者长什么样，无法获取作家真实的信息，那时有很多忠实的粉丝，书信是唯一了解作家的渠道。”在现如今工于经营的时代，自己虽未刻意经营，但这又是绕不开的话题，不可能拒绝现在的时代。“写作的时候确实是不考虑读者，但是当写作行为发生之后，你是必须要面对读者的。而且当作家创作的时候，内心是有一个潜在的读者，只不过在写作当中，这个信息是被掩盖的。一旦形成一个作品，被传播之后，然后再连接读者的，其实是一个市场。”苏童说。而在盛名的背后也存在着“被消费”的可能，“面对媒体，被媒体消费，这是生存技能的问题，跟写作无关。”
从这些文化新闻看也好，或作家对“经营”的理解也好，作家所讨论的“经营”这个文学话题，应该是指：作家的自我宣传和作品宣传，如何获得知名度，怎样利用信息传播平台，怎样利用营销手段增加作品的销量，需要有读者意识、市场意识，善于利用文化媒体为自己造势，甚至要有自己的团队、宣传顾问……而在对待“经营”的态度上，有的作家采取的是主动的、积极的方式，有的被动一些，其作品、名誉和品牌是“被消费”的。总之，这个“经营”，更多的是文学本体或文学文本之外的技术手段的问题，是工具理性的问题，这正像苏童所说是“生存技能的问题，跟写作无关”。
中国作家大部分人向来被看做缺乏推广宣传的意识，而今已经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“经营”自己，大幅提升了市场意识、推广意识和营销意识，以致张炜说：“现在搞文艺、搞文学的聪明人太多了，这些人乖巧聪明，喜欢以小博大，以小的劳动博取更大的利益，大家谈得最多的是销量和点击量。”这是文学观念的进步，还是文学精神的衰落?所以，说到底，现在一些作家谈得比较多的“经营”，还只是技术的“经营”、手段的“经营”，没有更多思考怎样经营好文学本身，如何在作品中展示出文学精神、文学原则的“经营”追求，如何在创作中重视和经营文化品位和灵魂信仰，如何经营作品的文化价值、精神价值和思想价值，这方面现在作家确实谈得太少了，关心得太少了。而给予关心、关注最多的应是高尚的人格、崇高的思想方式、创造力、独特的性格、非凡的才能、纯真而有力的观照，这才是目前作家最需要“经营”的文学本质的东西，也是作家“经营”好自己的最需要的、最重要的特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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